关键词：NHS 改革
7月12日，《每日邮报》报道，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因不满NHS首席执行官西蒙·斯蒂文斯在疫情期间的表现，计划对NHS进行彻底改革。目前，鲍里斯·约翰逊已经成立了“健康与社会护理专责小组(Health and Social Care Taskforce)”，旨在让政府重获自2012年起就已经失去的对NHS的直接控制权。在鲍里斯的设想中，未来NHS的独立性会大幅降低，卫生大臣将会代表政府直接向NHS发布指令。从表面上看，这只是政府针对NHS效率低下的补救措施，但实际上，这意味着政府权力的构成开始改变。近期所发生的包括针对NHS的改革、房产与基建领域的改革、设立唐宁街人才办公室在内的一系列事件，或许意味着与“后疫情时代”配套的新的政府权力结构正在酝酿之中。
（图示：鲍里斯·约翰逊成立专责小组管理NHS相关工作）
NHS改革原因
NHS作为英国人引以为傲的国家名片，近年来的表现并不令人满意，体制僵化的弊端在防治疫情的表现上尤为明显。最为重要的是，英国政府对NHS这一“国家健康命脉”的控制并未取得应有的效果。这些弊端也导致了政府希望对NHS进行彻底改革。具体说来，政府希望改革NHS的原因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与财政拨款不匹配的医疗效率。在英国疫情爆发之前，NHS官方发布的数据显示，对于C1等级，即“极度危及生命的紧急事件”中，救护车理应在7分钟内做出回应，但英国只有极少数城市的救护车能达到这一标准；2019年底的一项调查显示，NHS系统中全科医生的平均预约时间超过两周，超过两成的病人等待时间超过三周。此外，虽然NHS每年获得巨额的政府财政支持，但大部分医院仍无法平衡预算，屡屡出现“流程繁琐”、“治疗过度”等现象。人口老龄化愈加严重的英国社会也使得NHS效率低下的“顽疾”更加难以医治。
第二，新冠疫情使得政府和NHS的关系更加紧张。该问题的根源在于NHS并未高效地对新冠疫情做出反应。在英国政府定下四月底日均检测十万次的目标时，当时同样面临严峻疫情的德国已经在国内170个实验室中进行了170万次检测；此外，在整个“抗疫”过程中，个人防护装备不足导致的医护人员伤亡一直都是NHS头上挥之不去的阴霾。而在检测能力和防护装备捉襟见肘的同时，政府斥巨资建设的南丁格尔方舱医院却并未全力投入使用。糟糕的抗疫表现激化了政府与NHS之间的矛盾：NHS的工作人员不满政府提供的数量短缺、质量参差不齐的防护装备；政府则埋怨NHS的首席执行官西蒙·史蒂文斯在抗疫过程中形同虚设。双方之间糟糕的协调能力最终导致英国付出惨痛代价后才勉强抑制住了疫情的蔓延。
第三，政府无法直接控制NHS，这将会为疫情的二次流行以及经济复苏埋下隐患。据《每日邮报》报道，在抗疫过程中，由于NHS首席执行官西蒙·史蒂文斯的不作为，NHS的指挥者这一角色实际上由卫生大臣马特·汉考克来充当。但由于卫生大臣与整个国民保健系统并非简单的上下级关系，马特·汉考克的指令无法产生上行下效的效果。而在经济恢复阶段，疫苗真正投入使用之前，NHS更需要时时戒备疫情反弹，在必要的时候快速有效地对疫情做出反应。为此，卫生部需要具备直接控制NHS的能力。
在NHS一直存在的效率低下的弊病被疫情放大后，针对NHS的改革终于提上了日程。但政府此番“回收”NHS控制权的尝试背后的目的却不止于此。结合近期发布的一系列新政策，改革NHS所反映出的，是保守党政府构想中的，对“后疫情时代”英国未来权力规划的全新图景。
英国政府权力规划的新图景
在英国媒体曝出鲍里斯·约翰逊准备改革NHS之前，一系列旨在应对“后疫情时代”中新的国内和国际形势的改革就已经拉开了序幕：6月中旬，鲍里斯·约翰逊称将合并国际发展署与外交部；6月30日，英国政府增加170亿英镑的财政预算，用于“基础设施革命”和兴建保障房，并出台一系列对应的优惠购房政策；7月1日，政府发布英国科研白皮书，提出设立唐宁街人才办(Office of Talent)、允许博士毕业后留英三年的新政；最为重要的是，内阁秘书、英国最高级公务员马克·塞德威尔爵士宣布自己将在九月底离职——无论党派更迭、政局变换都很少变动的公务员系统在鲍里斯·约翰逊的新政中也面临着改革。包括NHS的改革在内的这些新政，在理想状态下都将指向了一个共同的终点，即保守党政府将会在关键领域拥有比疫情之前、甚至疫情期间更大的权力。
同时，在最近的改革中，并不是所有的权力都呈现上移的趋势。疫情期间，由于英国政府未根据各个地区间的差异具体制定政策，产生了如养老院的高死亡率等问题，同时也造成抗疫资源未得到有效调配。在最近的改革中，从“一碗水端平”式的决策中吸取到教训的英国政府下放了两项关键的权力：是否继续在家工作的决定权交还到了企业和员工手中，局部封锁的强度则由地方政府决定。这一改变将赋予英国社会更大的灵活性，尽可能地找到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平衡点。
简而言之，诸如NHS的控制权、政府的行政权等与经济恢复时期的资源调配有关的权力呈现出集中的趋势；诸如何时线下开工、何时解封的权力则得到下放。在理想状态下，英国政府的改革带来的这一新权力规划会实现对内政策上的精准施策和对外政策上“用一个声音说话”，从而更好地应对“后疫情时代”的国内和国际秩序。
综上所述，由于NHS疫情期间的糟糕表现而产生的针对NHS的改革实际上是作为保守党政府一系列改革中的一环而存在的。这些改革将会使政府控制“后疫情时代”英国社会的关键领域，大幅度提升英国政府对国内外难题的操作空间。
（作者简介：付博锐，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