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鲍里斯·约翰逊，脱欧，新冠疫情

 2019年7月24日，鲍里斯·约翰逊不负众望，战胜杰里米·亨特成为新一任保守党魁，接任特蕾莎·梅担任英国首相。时至今日，鲍里斯任首相已一年有余。从“脱欧”到大选，再到“新冠病毒”疫情，这一年英国发生众多可载入史册的重大事件。从担任首相到选举大胜，从罹患新冠，九死一生到喜得贵子，这一年对约翰逊本人而言，亦是大起大落。《卫报》援引其保守党同僚的评价十分中肯：“鲍里斯这一年，像是经历了一生。”本文中，笔者将梳理鲍里斯·约翰逊一年首相任期中的关键事件，评价其一年首相任期中的成败，并在此基础上分析英国保守党政府未来的施政重点。

 “脱欧”：成败皆系于此

 “脱欧”是鲍里斯·约翰逊成功接任首相关键原因。鲍里斯能够获得大多数保守党员的信任，既凭借其坚定的“脱欧派”身份，也源于其天生的乐观能量。上任后，鲍里斯首先摆明“脱欧”的坚定态度，咬定10月31日“脱欧”的目标不放松。同时，在行动上毫不手软：先是取消21名保守党议员身份，向党内反对“脱欧”的成员施压，致使保守党失去议会多数；此后虽又安排议会休会，试图迫使反对党在“脱欧”问题上屈服，却历史性地被最高法院裁决“不合法”，议会再度重开。然而，鲍里斯·约翰逊出人意料地在10月19日与欧盟达成“新脱欧协议”，使问题的解决向前推进一步。不过，面临国内议会政治瘫痪的窘境，“新协议”注定无法通过；鲍里斯也被迫依法致信欧盟，要求延长“脱欧”期限至2020年1月31日。

与欧盟达成协议的背景下，提前大选成为解决英国国内政治困局的唯一方式。信任“高风险，高回报”的鲍里斯·约翰逊此前已尝试进行提前大选。然而《定期议会法2011》一直是横亘在前的阻碍——首相无法单方面解散议会提前大选，提前大选的法案也多次在议会被否定。由于“脱欧”期限得到延长，工党对“无协议脱欧”的担忧不复存在，杰里米·科尔宾最终同意在12月提前举行大选。

在英国冬季举行大选充满着不确定性，然而鲍里斯·约翰逊却有备而来：一方面，鲍里斯·约翰逊及保守党一方有着明确的选举目标：获得多数、完成脱欧、解决困局；另一方面，保守党雇佣“选举奇才”多米尼克·卡明斯作为顾问、聘用来自新西兰的社交媒体专家助选，竞选策略清晰。在竞选团队的策划下，“搞定脱欧(Get Brexit done)”的口号铺天盖地，深入人心。反观工党，不仅无法在“脱欧”问题上给以清晰答案，宏大的全面改革方案，也使民众质疑其实现的可能性。最终，保守党赢得365个下议院席位，获得高达80席的多数优势。大选后，鲍里斯“新脱欧协议”在议会快速通过，英国最终于1月31日“脱欧”，进入过渡阶段，开始进行自由贸易谈判。当下，英国已正式拒绝延长“过渡阶段”，英欧双方或达成贸易框架，或“无贸易协定脱欧”。

（2020年1月31日英国脱欧）

在鲍里斯·约翰逊任期的前半年，完全将精力集中于实现“脱欧”，而分裂的英国社会、居高不下的犯罪率、医疗卫生系统资源的匮乏等问题则继续被搁置。从后见之明的角度，陷于“脱欧”困境四年多，民意分裂，止步不前的英国社会如何经受大流行病的考验？

 “新冠疫情”：突如其来，应对不利

 2020年1月31日，在全英上下为“脱欧”举办各类仪式的同时，英国首次报告了新冠病毒确诊病例。整个2月份，英国政府并未及时应对，任由新冠病毒在英伦三岛悄然传播。直到3月中旬，疫情在英国全面爆发，英国政府才紧急实行封锁令并出台经济救助措施。但为时已晚，英国不可避免地成为发达国家中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甚至首相约翰逊本人也感染新冠，在重症监护室中与死亡擦肩而过。在选举中大获全胜不久的新一届英国政府，为何抗疫不力？

笔者认为，领导力缺位、宣传策略不佳和抗疫措施不足是英国应对疫情不利的三大原因。约翰逊本人至少需要为领导力缺位和宣传策略不佳负责。沉浸在大选胜利和“脱欧”成功中的约翰逊和英国政府，显然未能意识到新冠疫情的严重性。1月中旬武汉疫情爆发时，内阁成员便得到了卫生部门的相关警示，但这并未引起足够重视。疫情流行初期，鲍里斯·约翰逊选择出国度假，数次缺席内阁紧急会议，将此事交由内阁大臣处理，然而事实证明内阁大臣缺乏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经验和必要的领导力。鲍里斯患病期间，代行首相一职的外交大臣拉布在内阁中缺乏权威，政府决策不畅，只能被动应付。此外，英国抗疫缺乏连贯的舆论宣传。疫情初期，政府首席科学官提出了“群体免疫”概念，引起民众的误解。病毒进一步流行后，英国政府未能就居家隔离时间、公共场所关闭、大型集会取消等问题，给予民众清晰的指导。而新冠病毒大流行后，政府开始反复强调“居家、挽救生命、保护NHS”的口号，与此前态度大相径庭，甚至使其他疾病患者不敢就医，错失治疗良机。当下，英国政府与非英格兰地区态度不一，加之“保持警惕”的口号，民众对“解封”政策困惑。政府“不确定性”的带来的伤害，丝毫不逊于病毒本身。

抗疫措施方面，英国政府也显示出明显的不足。一方面，政府调配医疗资源能力不足，且决策缺乏连贯性和系统性。医院医疗物资严重缺乏，医护人员短缺，医院抗疫捉襟见肘。病毒检测能力长期严重不足，甚至连医护人员和关键工作人员的检测也无法保障。养老院疫情严重却未受到重视。医疗物资运送多次难以转运回国。在这些现象背后，是多年的财政紧缩政策，导致英国医疗系统经费严重不足，缺乏应对大规模的流行病应有的资源。另一方面，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四地的医疗防疫举措并不一致，缺乏协调，使英国政府更像“英格兰政府”。

以上三大原因归根结底是英国政府治理能力的不足，这与英国多年来奉行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想不无关系。新冠康复后的约翰逊能否意识到自由主义的局限？

内政外交：被“搁置”的雄心

 “搞定脱欧(Get Brexit done)”是鲍里斯·约翰逊的竞选口号的前半句，其后半句则是“继续前进(and we move on)”。言外之意，“脱欧”并非结束，而是一个“新开始”。“新开始”之于内政，体现在平衡英国区域发展，尤其是重视以“红墙”地区为代表，在近几十年发展变化潮流中被“忽视”的地区。鲍里斯在讲话中提及回报“借来”的选票，并多次视察此类地区，都显示出英国政府对此问题的关注。而重振这些区域的关键，在于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新开始”之于外交，在于重新塑造“全球英国”。重振全球英国的关键，在于加强自由贸易，尤其是与亚太、非洲等新兴地区国家的经贸联系。这在鲍里斯格林尼治演讲中有所体现。

然而，来势汹汹“新冠疫情”，使英国政府被迫“搁置”平衡区域发展的行动。无论是商业税减免，还是国家承担职员薪水的措施，都使英国加大对外举债的力度。应对疫情的花费，必将挤占英国投入基础设施建设的资源。平衡区域发展的长期目标，并非一届政府任期内能够完成，但“被忽略”地区的民众需要切实的改变，才能继续将选票投向保守党政府。在有限的资源下，既在短期内改善落后区域变化，又为区域平衡发展的目标打好基础，对英国政府而言难以实现。

（2020年2月3日 鲍里斯在格林尼治演讲）

 “全球英国”的愿景亦充满模糊和矛盾。“全球英国”至今缺乏明确的内涵和相配套的战略目标。如果“全球英国”意味着开放与自由贸易，那么“脱欧”背后限制外来移民的保守势力，以及未能在全球化自由贸易中分得一杯羹的“落后地区”在“全球英国”愿景中应如何定位？更重要的是，“全球英国”的愿景都离不开中、英、美三国关系的大背景。“全球英国”离不开中英合作，优势互补，尤其是在科技和经贸方面的合作。但与美国的盟友关系，限制了中英合作的广度和深度。这一年中，从允许华为参与英国5G网络建设，到限制华为市场份额，再到将华为排除出英国5G网络，体现出英国政府在中、英、美三国复杂关系中的艰难抉择。前后不一的政策，更反映出英国领导人缺乏对中、英、美三国关系，尤其是英国在其中地位的战略思考，只能任由事态发展随波逐流。

 “脱欧”和“新冠疫情”使英国新一届政府疲于应付，其内政外交的雄心都被暂时“搁置”。待到完全“脱欧”，“新冠疫情”得到有效抑制时，英国政府如何重启两项重大政策目标需要持续跟进。

小结与展望

仅以第一年首相任期的成果评价鲍里斯·约翰逊，或据此预测下次英国大选，在尚余四年半的任期面前都显得为时尚早。然而，通过对鲍里斯·约翰逊一年任期内关键事件的梳理，笔者明确了从微观到宏观观察英国政治的视角。

从微观角度看，值得关注的点在于，约翰逊本人如何被这一年的经历所改变。比如，作为公认的自由主义者，约翰逊能否从个人层面出发，反思“脱欧”和“新冠疫情”背景下自由主义的局限，并将其延申至政府政策的制定。从近期英国出台政策应对“肥胖危机”一事，已显示出些许端倪——政策体现出个人责任与国家发展并重的思路，约翰逊本人也指出这与其患病的经历密不可分。

从宏观角度看，后“脱欧”时代的英国，如何实现“国内良好治理”与“全球英国”愿景并驾齐驱。这一问题，应当置于中、英、美三国关系的框架中观察。良好的英中关系，必将在英国两项战略目标的实现中扮演重要角色。缺乏了双方在经贸和科技领域的合作，英国终究无法取得实现以上愿景的必要手段和资源。而迫于传统盟友美国的压力，英国与中国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定会受到影响。以华为参与英国5G网络建设和辛克利核电站为代表的中英合作项目如何进展，是观察分析中英关系未来走向的重要风向标。约翰逊对三国关系及其意义有所认识，但其能否从战略高度思考这一问题，保持英国外交政策连贯性而非朝令夕改，仍值得持续观察。

（作者简介：王弘源，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