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国际关系的复杂程度超出想象。外交如棋局，牵一发而动全身，变化莫测，步步惊心。大国外交更是如此，一旦落子，便成雷霆万钧之势，影响深远广泛，非一时一事可以言尽。中英关系进入黄金时代这一外交事件所揭示的大国外交的基本法则与发展方向，恐怕更需要我们细心体会与总结。笔者试从以下三点加以讨论：
　　大国外交既要保持足够的局部外交定力，又要具有明确的总体外交战略。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重大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以中国为代表的一批新兴国家的群体崛起，无疑对旧有的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构成了挑战。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我国外交工作的局面日益复杂。西方大国高调进入亚太地区，对我形成空前的战略挤压，并且使用惯常的方式，利用亚太地区旧有矛盾，挑唆指使中国部分周边国家在我周边制造摩擦。
　　这一系列外交挑战，在本质上是对中华民族政治智慧的考验。然而，世界之大，足以保证各民族的发展并行不悖。令人欣喜的是，我国政府始终把握外交战略的主动权，在局部问题保持高度定力的同时，先后提出了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与大国关系，秉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等一系列外交战略构想，并且明确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努力构筑亚非欧利益共同体。这种主动出牌的外交态势是新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局面。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隅，不谋大势者，不足以谋一时。在纷繁复杂的外交现象中发现本质，立足长远，立足大势，是中英能够走到一起的重要原因。客观而言，中英在意识形态领域依然存在较大的差异，在国际事务中的诉求也不尽相同。然而，中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对于触及我方根本利益的问题，予以坚决斗争，绝不拿民族根本利益做交易。与此同时，我们立足中英发展的长远与未来，立足中英关系的根本与主旨，以极大的耐心与诚意，最终赢得了中英关系的主动权。
　　经济因素是当代国际关系的主导因素，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差异并非不可逾越的鸿沟。
　　近来，在英国媒体上有不少评论人士指责英国政府“讨好”中国，无非是看重中国人的钱，但却“出卖”了道德原则。我们不必避讳，经济因素或者说经贸合作是中英关系的“压舱石”。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就说过，资本的力量“足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是“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英国出于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投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怀抱本就无可厚非。
　　我们再进一步说，如果考察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由于文化层面或者价值观念惺惺相惜，两个民族主动走到一起，恐怕更多的是浪漫的想象。请不要忘记，世界历史在本质意义上能够产生，各民族能够真正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依靠的是资本的力量，而不是悠远的驼铃声与极富民族情调的风笛。文明之间若要真正实现深入理解与彼此尊重，恐怕先要从现实利益诉求开始。
　　世界日益走向利益共同体的时代，冷战思维不得人心。
　　在旧有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排他意识”是国际关系的主导意识形态，与之相伴的是赤裸裸的现实主义利益原则。这一国际体系的思想意识源于西方文化价值理念不是偶然的。在《圣经》中，人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是上帝的基督徒，要么是撒旦的跟随者。这种坚执固我的文化意识铸就了西方文明极富排他意识的价值理念。
　　然而，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旋律。国家之间合作共赢，形成了不可分割的利益共同体，这为东方文明特别是中华文化价值理念的传播与发展创造了契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崇尚和谐，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中国文化的道德理念源于人心的情感自觉意识，所以我们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中国文化包容认可多元并行的生活态度，因为世界正是以“万物并行而不悖，相得而益彰”的方式存在的。
　　中英关系出现这样的喜人局面，就其本质而言，是因为中英双方都是顺应世界历史潮流的一方。习主席在英国议会讲话中坦言，是国家发展的现实需要让中英双方走到了一起，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为中英双边关系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发展机遇。
　　在汹涌澎湃的时代潮流中，哪个国家先意识到未来的发展方向，哪个民族先主动适应未来的发展方式，就会得到时代的肯定与青睐。我们欣喜地看到，中国不仅在实践与行动中早已主动布局，而且正在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形成做出不可替代的贡献。在这个意义上，构建新时代大国外交的理念与理论，中国应该具有舍我其谁的精神。【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副主任  高健  文汇报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