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建龙
摘要：纵观当前西方学术界有关帝国史特别是大英帝国史的作品，其观点大致呈现两种倾向性，一些作品充满了对大英帝国的怀念和美化，并以古喻今，鼓吹新帝国的来临，如弗格森与布鲁克纳的作品就属于此类；另一类作品则力图深度反思大英帝国时代的殖民罪行和其对今天世界的影响，如帕克斯曼等人的新著。帝国史研究的热潮与今天世界格局的演变密切相关，也有助于深入反思西方的殖民统治与世界现代化进程之间的微妙关系。
美国“911”事件之后，随着美国外交政策转向，对帝国的研究在西方学术界也再度成为热点，套用一些西方学者的话说“帝国又开始时兴起来”。其实，早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不久，学术界就开始重新发现“帝国”研究的价值。苏联是一个“帝国”特征十足的庞大政治体，疆域广阔、民族众多、俄罗斯族占支配地位、中央高度集权等等，正是这种“帝国”体制内部矛盾的积累和激化，使得苏联才会在一夜之间突然而且和平的解体。但是这并未引起诸多苏联问题专家的注意，也没有人专门从帝国的范畴来研究这些问题。相反，只有少数的帝国研究专家曾做出过它可能走向解体的预言，这使政治家们和学术界开始重新重视帝国研究的价值。
“911”后，随着美国以“反恐”的名义先后对阿富汗、伊拉克发动入侵、占领和改造，这使得对帝国的研究和辩论不只具有理论的意义，而且具有很强的现实性，西方学界也出现了许多著作和文章将美国与罗马帝国、与英帝国进行比较。其中由于英美同文同种的历史渊源和文化背景，许多学者开始关注大英帝国史的研究，试图通过梳理大英帝国兴衰荣辱的历程和经验，为今日美国扮演新的“日不落帝国”角色提供某些参考借鉴。
一、弗格森和他的帝国优越论
论及对“老帝国”的怀念和对“新帝国”的呼唤，似乎当前西方学术界没有谁比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更为卖力了。近两三年来，“中美国”(Chimerica) 一词的创造者、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的作品陆续在大陆翻译出版，再加上大陆和港台媒体的炒作，弗格森俨然成为在今日大陆最为流行的西方学术明星，甚至有些媒体还称他为“目前西方身价最高、影响最大的历史学家”。2012年9月,由梁文道主持的凤凰卫视读书类节目《开卷八分钟》，对弗格森的《帝国》一书和其学术观点进行了连续报道和解读，更推动了国内知识界对弗格森的关注。下面简要介绍弗格森《帝国》一书的内容与观点。
在尼尔•弗格森看来,在冷战结束后并未能建立起稳定的国际秩序和世界和平，各种烈度的区域冲突反而呈现不断加剧之势，其根本原因是在大英帝国衰落之后，唯一一个有全球干预能力的国家——美国并没有接过旗帜，承担起一个新世代的帝国的责任。 在这一论断之下，尼尔•弗格森开始长篇累牍的按照时间顺序，选取了商品市场全球化，劳动力市场全球化，文化全球化，政体全球化，资本市场全球化，战争全球化六大主题记述大英帝国崛起的原因，大英帝国以及殖民地推动下的全球化发展。
尼尔•弗格森的一个很大目的是要为大英帝国和帝国主义平反，他虽然并不否认20世纪流行的对帝国主义的指控的合理性，也承认在创建大英帝国过程中所犯下的某些可怕罪恶:18世纪买卖奴隶和剥削奴隶的问题,在澳大利亚屠杀土著人的问题,在非洲拿着枪抢夺土地的问题,残酷地镇压印度、牙买加和南非等地对帝国权威提出的挑战,对印度和爱尔兰出现的饥荒漠然处之。但是弗格森一次又一次地试图将大英帝国的黑暗面洗刷清白，比如在奴隶贸易问题，弗格森并否认英国人是奴隶贸易的最大受益者，但是他着重强调英国是最早废除奴隶制度和奴隶贸易，并运用外交和军事压力迫使其他欧洲殖民国家也废除奴隶贸易。以此来漂白大英帝国所沾染的奴隶鲜血，并强调英国的所谓“道德优越性”。更重要的是，在书中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这些被指控殖民罪行都已经成为历史，而大英帝国留下的好处则至今恩泽世人。尼尔•弗格森写到：“迄今为止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就是，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或组织在促进商品、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方面比19~20世纪的大英帝国做得更出色，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组织比大英帝国更热衷于向全世界强行推广西方的法律、秩序和统治模式。”
尼尔·弗格森试图以数据说明了大英帝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之下的投资主要是从英国流向殖民地，带动了殖民地的经济增长，缩小了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的差距，而大英帝国衰落之后的世界则完全相反。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之下，投资主要流向发达国家和地区，而区域发展差距则呈扩大之势。 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大英帝国将自己的政治制度和文明、价值观输出到了殖民地，今天世界上绝大多数民主国家都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比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印度。责任政府、保护个人权利、保护私有财产等今天人们所谓的“普世价值”，都出自英国。
尼尔•弗格森惯用的一个写作手法,是将大英帝国的殖民行为与其他殖民帝国的行为进行比较,以此来强调所谓的殖民罪行与人道都是相对的。他辩解道,比利时在刚果的统治要比英国在非洲其他地方的统治更为严厉；英国帝国主义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区别就在于,一个是有着某种人权观念的帝国,另一个则是把异族视同猪狗的帝国。 对于大英帝国衰落的原因，尼尔•弗格森认为，从外部看，主要是德国、日本这样的新帝国的崛起，从内部看，像罗马帝国一样，因为国民道德的败坏，对帝国失去忠诚，削弱了帝国赖以维系的信念。尼尔·弗格森大力颂扬大英帝国的“牺牲精神”，当世界面临着德国和日本这样新生邪恶帝国的威胁时候，大英帝国杀身成仁，以自己的牺牲堵住了这两个邪恶帝国的成功之路。他写道: “大英帝国真正伟大、真正高贵之处在于，它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才获得了胜利。最后，为了阻止德国人、日本人和意大利人建立它们的帝国，英国人不惜放弃了自己的帝国。难道这样的牺牲，还不足以洗清大英帝国的其他罪恶吗？” 由此，尼尔•弗格森也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国的胜利看作是大英帝国的功劳，更是证明大英帝国有其存在合理性的重要伦觉。
对于大英帝国的解体，尼尔·弗格森对之甚感遗憾，他认为，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已经筋疲力尽的大英帝国无力继续维护其全球帝国，过于匆忙的从殖民地退出，从而留下了诸多遗憾和问题，如非洲持续的动荡、落后、战乱和饥饿，以色列问题。当然尼尔·弗格森强调这并不能全怪大英帝国，美国要承担主要责任，因为在大英帝国衰落之后，最有实力和机会承担起帝国的责任的恰恰就是美国这个大英帝国的前殖民地。特别是冷战结束后，美国作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不负责任地奉行不干预政策，才导致了伊朗、伊拉克、利比亚、阿富汗等这些邪恶政权的存在，发生了卢旺达这样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尼尔·弗格森还对美国版的“普世价值”大加抨击，力图从思想、文化的根源来指出今日国际问题的症结所在。在尼尔•弗格森看来，美国出产的“普世价值”才是20世纪世界秩序混乱的根源。美国神话了其建国史，鼓励民族独立，即使再小的民族，也有权利独立建国。美国这种建立在虚构的历史基础上的所谓“建国神话”并没有效率，更不具有“普世”推广价值，事实证明，按照美国联邦体制建立起来的联合国、欧洲联盟这些国际组织都无法承担起维护国际秩序的责任。 尼尔·弗格森认为，只有大英帝国的帝国主义模式才是真正的普世价值。大英帝国主导下的国际秩序维持了300年的国际和平，也推动了世界的进步，“大英帝国的存在，证明了帝国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国际化政府形式，而它的存在并不只是给统治国带来好处。它寻求的不仅是其经济体系的全球化，更要将其法律体系，最后是其政治体制推广到全球”。
他在全书的最后作了这样一种提示:全球化的新时代正在出现,在这一时代,“能够发挥帝国作用的”是美国而不是英国。他指出，在大英帝国解体后，美国已经担负起大英帝国过去的职能。尽管华盛顿的政治精英与智库谋士们一直极力否认美国的帝国野心，但不管人们是否能够接受，也不论你是否承认,帝国在今天是一种现实。当前国际秩序的混乱，根本的原因不在于美国的单边主义和干涉主义，而在于美国干涉的还不够，美国还不够帝国主义。因此，弗格森认为应当鼓励美国这样一个不愿承认自己地位的帝国”,一个不敢叫出自己名字的帝国揭下羞答答的面纱，勇敢的去面对现实，承担帝国责任。
通过上面的内容和观点介绍，可以看出尼尔·弗格森的《帝国》一书，确实提供了许多奇特、新颖、震撼的观点，特别是他在书中鼓吹美国承担今日世界帝国责任的看法，与我们对了冷战后国际政治和国际格局的传统看法与主张大相径庭，不免给人很大的冲击。当然，也正是这种强大的冲击力，才使得众多的重量级媒体关注尼尔·弗格森和他的作品、观点（这一点，从《帝国》中文版的出版扉页上就可以看到，编辑们不厌其烦的罗列了在《纽约时报》、《金融时报》、《独立报》、《华盛顿邮报》、英国《卫报》、《泰晤士报》《星期日电讯报》发表的赞美之语），也正是这种让中国学术界感觉很震撼、很新鲜的观点，才使得大陆出版界在《帝国》英文版出版近10年后又将其炒作起来。
但是，我认为不管尼尔·弗格森的观点多么的震撼和新颖，其基本观点和立论依据是却是逻辑混乱、谬误很多，他的许多说法不能自圆其说，不值得批驳。试举一例，在大英帝国解体的原因上，汉娜･阿伦特的观点就与尼尔·弗格森差别很大。汉娜･阿伦特认为大英帝国的瓦解，并不是因为它在与法西斯国家的战争中所作出的“壮烈牺牲”，而是因为“帝国主义的政治偏狭与短视”导致了“集权主义的大灾难”而带来自己的灭亡。
在西方学术界对尼尔·弗格森及其作品的批评很多。在《帝国》英文版出版后不久，米奇科·卡库塔尼就在2003年4月18日的《纽约时报》上发表书评，对尼尔·弗格森的《帝国》一书进行评价，他指出，《帝国》是一本为帝国和帝国主义进行狂热辩护的历史书, 该书看似是在为大英帝国进行辩护,实际上却是在怂恿美国充当当今的帝国。米奇科·卡库塔尼并指出，此书如同最近出版的许多在政治观点上正确的历史书一样,缺乏审慎的客观性。米奇科·卡库塔尼所说的“政治正确”，是指尼尔·弗格森的观点与“911”后弥漫美国政界的新干涉主义和单边主义外交政策导向非常契合，并且为美国打着反恐的名义对阿富汗、伊拉克等地发动战争，对伊朗、朝鲜等进行战争威胁等“帝国主义”行为提供辩护和理论依据。从这个意义上看，尼尔·弗格森和他的《帝国》实在非常“应景”，非常顺应政治潮流的产物了。
尼尔·弗格森试图美化大英帝国殖民史的做法遭到了很多亚非裔学者的批评。2011年11月英籍印度裔学者Pankaj Mishra 在《文明》一书的书评中批评尼尔弗格森直接继承了帝国主义与种族主义作家Theodore Lothrop Stoddard的思想衣钵，而《文明》一书则是在重弹Theodore Lothrop Stoddard在1920年出版的《有色人种反抗白人世界统治的浪潮》（“The Rising Tide of Color against White World Supremacy”）一书的旧调，继续宣扬白种人和西方殖民者的种族优越性。 Pankaj Mishra写到：对一个来自曾经被英国殖民统治地区的读者而言，《帝国》毫无疑问是属于那一类“白种人的历史”。 在Pankaj Mishra 看来，弗格森是一个精明的投机者，他知道自己那一套在后帝国时代的英国混不下去了，便跑到美国去指手画脚。
对于 “种族主义者”的指控，弗格森难以接受，要求Pankaj Mishra公开向他道歉，并取消“种族主义者”的指控，在2011年年底更威胁要将Pankaj Mishra和发表其书评的杂志编辑送上法庭。对弗格森的威胁，Pankaj Mishra很快做出回应，他写到：弗格森不是种族主义者，因为他根本就没有Stoddard那样的胆量来承认自己的种族主义理念。从弗格森的作品来看，说他是墙头草和跟屁虫更合适，他在2003年鼓吹美国的帝国主义，在2006年鼓吹“中美国”，在2011年鼓吹“中国世纪”，这正验证了Orwell 曾经批评的一些知识分子身上的痼疾“在当权者面前卑躬屈膝，毫无保留的接受与顺应权势的意志”。
二、布鲁克纳与“欧洲自虐论”
在今天的西方学术界，像尼尔·弗格森这样把握住了西方列强外交政策转向“新干涉主义”的潮流，并顺势而为写作“应景”学术作品的“学术明星”并不少。被称为“启蒙原教旨主义者”的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布鲁克纳(Pascal Bruckner) 也是一位典型代表。
帕斯卡·布鲁克纳在2006年出版了法文版的《罪孽压身》一书，此书于2010年又出版了英文译本，因其观点奇特，并与某些极右保守势力鼓吹的政治观点非常契合，因而一时间沸沸扬扬，流行一时。 “罪孽压身”，是布鲁克纳对今天欧洲知识和文化界精神状态的一种描述，即指欧洲部分知识分子为西方近现代历史上的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罪行过度的自我谴责成为一种近乎病态的自虐，这就是所谓“罪孽压身”，甚至导致对非西方世界阴暗面的宽容。
帕斯卡·布鲁克纳认为：二战以来，西方的左翼知识分子和很多自由派知识分子，因为过去五百年间西方列强在殖民扩张对非西方世界人民所犯下的罪行而背负着沉重的精神枷锁。这些殖民罪行包括从导致上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奴隶贸易，到对美洲印第安人的种族屠杀，从对中国的鸦片战争，到世界范围内的殖民大扩张。欧洲列强的崛起和繁荣，是牺牲的是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以及千百万人的生命。二战之后，伴随着殖民帝国的解体，欧美的这些知识分子们便不断反省、自责，不断为这种强国的原罪而忏悔。即使殖民时代已经终结，亚非拉人民已纷纷独立，西方政府已经有选择地向过去的殖民地道歉，但许多知识分子仍旧在持续地反躬自省，仍旧沉迷于自我惩罚当中。
帕斯卡·布鲁克纳在书中分析说，在悔罪中沉溺太久的欧洲，已经患上了不可救药的自虐症。不仅仅第三世界的贫困和落后，而且世界上所有的麻烦、问题、冲突和罪责，这些欧洲知识分子都大包大揽，一古脑担在自己肩上。这种负罪感一旦深植于人们的无意识，按照精神分析的心灵戏法，悔罪者便会渐渐迷恋自己的负罪感，将自己迅速变为职业受害者，不仅津津乐道于自己的罪与罚，更千方百计为自己想象、编织出更多的罪责。帕斯卡·布鲁克纳为这种心理病变作出了诊断，病症就是：越负疚，越快乐；不道歉，不舒服。结果，负疚感如同专制的暴君一般牢牢控制所有人，让所有人在自责中达到自虐的快乐，这就是本书英文标题中使用“Tyranny”一词的真正含义。
帕斯卡·布鲁克纳进而指出，西方的许多知识分子因为由于背负着如此沉重的负罪感并陷入自虐的心理而无法自拔，因此他们甚至放弃了启蒙运动中所确立的一些普适原则，采用道义上的双重标准，他们勇于批评西方列强的历史罪行和现代外交政策的不当，而对非西方国家的不仁不义或者视而不见，或者用文化特殊性和价值多元论来为后者辩护。这种自我谴责和双重标准的社会后果是欧洲对今日世界事务的缩手缩脚，逃避责任，无所作为。
为减轻西方的负罪感，布鲁克纳强调“反西方主义”（anti-Occidentalism）是从蒙田一直延续到萨特的欧洲传统，“欧洲人犯错之后，不惮改错，随即发明了怀疑自己、批判自己的思想武器，比如后殖民理论、反西方中心论等等”，帮助非西方“完成了摆脱西方的历史使命”。另外，布鲁克纳还提出“共同忏悔”论来减轻西方的道义负担，例如在奴隶贸易问题上，他就反问： “为什么只有西方担这个骂名？英国在1807年立法禁止贩奴，而西方其他国家也闻风而动。但是布鲁克纳说， 在也门和沙特阿拉伯，贩奴活动直到1962年才被宣布为非法，毛里塔尼亚则要迟至1980年才采取这一措施。”
关于如何将欧洲从这种负罪感的“自虐”中解救出来，帕斯卡·布鲁克纳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布鲁克纳号召欧洲从忏悔室、禁闭室里勇敢地走出来，与美国合作，恢复行动的自由、干预的自由、伸张正义的自由。在全书的开篇帕斯卡·布鲁克纳就提出看法，认为西方已经分化成“好西方”和“坏西方”，前者指谦退、不言不语的欧洲，后者自然就指干预一切、插手一切的美国。
在布鲁克纳看来，欧洲“永远负罪，因此悔过的责任禁止西方阵营去评判、抗击其他制度、其他国家、其他宗教。我们往昔的罪行迫使我们闭嘴。我们唯一的权利就是保持沉默。其次，悔过的责任给那些悔罪的人带来拯救的安慰，以为克制和中立就会给我们带来救赎。不要再参与，不要再卷入当前的事务”。 而美国则则不然：负罪、忏悔没有演变为全民运动，只局限于某些校园和民主党左派，政治正确、多元文化也没有从根本上颠覆美国冒险、干预的国策。由此，布鲁克纳用简洁的语言加以概括：“美国伸张自己的权利，欧洲则检讨自己；美国说：我要；欧洲问：我是谁？”
布鲁克纳在书中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欧洲无穷的悔恨实际上是作茧自缚，过去的罪孽不应该永远捆缚住我们的手脚，遏制我们正义的行动。现在当务之急是破茧而出，恢复活力和信心，和美国紧密协作，彻底摆脱销蚀自己活力的悔恨和检讨，同时“以欧洲的清醒制衡美国的热情，以美国的活力制衡欧洲的理性”。
通过上面的简要介绍，可以看出帕斯卡·布鲁克纳所写的这本《罪孽压身》，是一本立论奇特，逻辑奇特，充斥着各种奇谈怪论和诡辩逻辑的书。其诡辩逻辑，从《罪孽压身》一书中所力图实现的欧洲“自我治愈”理论即可看出来。
帕斯卡·布鲁克纳不否认欧洲在殖民扩张的过程中给非西方世界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这并不是重点，布鲁克纳的重点是强调欧洲虽然犯了错、犯了罪，但没有一走了之，反而从自身当中孕育出补救的手段。就拿贩奴来说，“欧洲建立了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但它也产生了废奴主义，并且先于其他国家结束了奴隶制。欧洲犯下了最可耻的罪行，但也赋予自己消除罪行的手段”，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比喻：“欧洲就像一个狱卒，把你投入监狱，还把打开监狱的钥匙塞给你。它既给世界带来专制，也带来解放。它派遣士兵、商贾和传教士去征服和剥削遥远的异国，但它也发明了一种人类学（an anthropology），提供从他人眼光观察自己的方法，在我中看到他，在他中看到我……”。
布鲁克纳除了用奇特的、一般人用“常识”无法理解的逻辑来重新解释西方列强在贩奴和废除奴隶制度之间关系，他还在试图从更深刻的思想文化层面来探究“反西方主义” （anti-Occidentalism）的根源。布鲁克纳认为反欧洲的思想恰恰是欧洲自己开启的，是从蒙田一直延续到萨特的欧洲传统， 换言之，欧洲人犯错之后，不惮改错，随即发明了怀疑自己、批判自己的思想武器，比如后殖民理论、反西方中心论等等。而这些写在纸上、挂在嘴边的理论就是作者所说的欧洲消除罪恶的手段。那些遭受殖民统治的民族正是因为这些“欧洲制造”的理论利器，才能反抗、批判理论的供应商，才得以完成了摆脱被殖民的历史使命。
根据中国学者高峰枫的看法，布鲁克纳这本充满了诡辩的书，实际上是为欧洲唱的一曲哀歌，是“祖上曾经阔过”的部分欧洲学者面对当前欧洲衰落的现实而发出的满腹牢骚。 正如布鲁克纳为为2010年的英译本所写的“跋”中所说：“西方长期的霸主地位始自欧洲的文艺复兴，在新大陆得以延续，如今这个地位已经终结。正在开启的历史，我们不再是唯一的玩家，这历史也不再听凭我们的摆布。”
我很同意高峰枫的看法，但是，今天的欧洲是不是真的很不幸？欧洲知识分子的“悔恨强迫症”对英法等前殖民列强外交政策有多大程度的影响？欧洲是不是真的像布鲁克纳所说的那样对其殖民罪行“诚心悔过”并力图真心的帮助曾经被他们殖民压迫过的第三世界国家走上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的现代化道路？ 恐怕这些问题的答案，并不是布鲁克纳的书所能回答的，而今天世界发展的现实更不是如他的书所描绘的那样了。
三、深度批判与反思帝国殖民史的三本新书
纵观当前西方学术界出版的有关帝国史特别是大英帝国史的作品，从其观点来看，可以分为两种倾向性。一类作品充满了帝国时代的怀念，通过弱化殖民统治的暴行和过分强调大英帝国在传播现代化成果中的贡献，来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正名”和“漂白”。上面简要介绍的《帝国》和《罪孽压身》两本书，都属于此类作品。《帝国》的作者尼尔･弗格森很坦诚的承认对“英国的过去怀有甜蜜的眷念” 。 另一类作品则重新反思大英帝国时代的殖民罪行和其对今天世界的影响，研究的对象既包括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也涵盖了对外殖民扩张对英国本土的反作用力。下面要介绍的三本最新出版的作品，就属于后者。
英国著名记者，BBC节目主持人杰里米･帕克斯曼的新作《帝国：统治世界对英国的影响》一书中对所谓“仁慈帝国”的论调大加抨击并予以有力反驳。帕克斯曼在书中所记述的事件如印度阿姆利泽大屠杀、塔斯马尼亚的种族灭绝，鸦片战争，历数了英国殖民者在征服世界过程中的的罪恶与无耻。在帕克斯曼看来，大英帝国历史上的英雄们（如戈登、罗德斯、丘吉尔）和恶棍们（克莱武、艾登）都是一丘之貉，本质上都是些妄想狂、施虐狂和狡猾的骗子。大英帝国老奸巨猾的殖民者们，用其冠冕堂皇的公开宣言和条约掩盖了私下的那些自私、肮脏的利益交换与罪行，压榨、欺骗殖民地人民，还在帝国解体后留下了一个个烂摊子。帕克斯曼的《帝国》一书还被改编成为五集历史纪录片，于2012年在BBC播出。
著名拉美问题专家，前《卫报》记者理查德･戈特在其新著《不列颠的帝国：抵抗、镇压、革命》则对英国殖民扩张过程中所遭遇的顽强抵抗进行了详实记录，从美洲印第安人到印度中南部土邦，从马六甲到新西兰，从印度大起义到中国太平天国运动，都在戈特的书中得到呈现，许多抵抗活动，如印度中南部土邦为维护独立，对英国东印度公司威逼利诱的反抗和战争，马六甲人的起义，今天已经很少被提起，戈特书中的平实记述，毫无疑问在提醒弗格森们要更全面和深刻的认识英国殖民扩张的残酷性，而戈特以其特有的幽默讽刺笔法所作的评论，也有助于揭穿所谓“仁慈帝国”的虚伪面纱。
加纳裔的英国保守党议员和历史学家Kwasi Kwarteng在其新书《帝国阴魂：英国留给现代世界的遗产》中则毫不留情的批判了所谓大英帝国是践行“自由市场”、“自由主义”“民主制度”典范的观点，他写到：“做出此类判断的人罔顾事实，根本不知道帝国的真实情况，也不去研究支配着帝国管理者行为的思想观念，这些殖民者的头脑中充斥着阶级门第、智力优越、家长主义的观念。” 在帝国的管理上，英国殖民者们“公开践踏自由与平等的理念，将统治权垄断在一小批精英手中”。 作为一名在剑桥大学接受过系统的历史研究训练的青年学者，Kwarteng审慎地选择了他所要分析的样本：伊拉克、克什米尔、缅甸、苏丹、尼日利亚、香港。用英国殖民政府无穷无尽的渎职、失职记录和殖民统治所导致的独立后的灾难来反驳“吉普林神话”（Kiplinglite myths）和“仁慈帝国”的谎言。
Kwarteng认为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充满了独裁、镇压、保证与种族歧视。为了拉拢印度的土著精英以达到“以印治印”的险恶目的，在印度的英国殖民政府严格限制普通印度人接受高等教育、限制其开办现代工业、限制他们进入公共管理部门，但同时却大力扶植地方统治精英，支持那些腐化、暴虐的土邦王公，到1947年印度独立的时候，共有565个大小不一封建土邦，大者可媲美比利时，小的只有美国中央公园大小。但是，由于英国这些白人殖民者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观念导致了帝国管理上的矛盾，他们在地方上扶植大大小小的专制土邦王公，鼓励他们及其子女接受英国的生活方式和西方自由民主的教育，但是却拒绝按照西方平等、自由、民主的原则对待这些受过西方高等教育的土著精英，进而激发了他们的反英情绪。尼赫鲁就曾说过：当一些像他自己那样受过现代西方高等教育的印度土著人谈论自由与民主的时候，往往会令英国人大为愤怒，因为“我们不配用这些词”。
Kwarteng指出，对那些实行间接统治的半殖民地和保护国，英国撤退后，也留下了无穷无尽的混乱与内战。如曾经统治伊拉克的费萨尔二世，在英国伊顿公学接受教育，属于典型的“伊顿王公”（Eton Maharajahs），当他们出现在伦敦圣詹姆斯广场和球场路（Pall Mall）周围的上流俱乐部时，他们是优雅、温和的绅士，但他面对自己本国人民时候，却变成了残忍冷酷的独裁者，并使自己的国家陷入混乱和内战。尼日利亚的经历与伊拉克差不多，英国的殖民统治为独立后的尼日利亚埋下了内战、腐败、部落冲突的种子，使得这个西非巨人陷入无休无止的混乱。
Kwarteng还分析了英国殖民统治与一些重要国际争端之间的关系。如导致的克什米尔问题就是由英国殖民者一手造成，因占克什米尔人口多数的穆斯林人“不驯服”难以统治，英印殖民当局遂于1846年将其统治权卖给一位放荡形骸的印度教暴君，由此埋下了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独立后长期对立的种子，并将南亚陷入核军备竞赛的陷阱。
当然对于英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责任，当前执政的英国保守党政府是心知肚明，面对要求英国调解克什米尔争端的呼声，2010年卡梅伦首相回应说：当前世界上的许多地区争端最初都是由我们挑起来的，我们负有很大责任，我想英国不应该再去搀和其间。
杰里米･帕克斯曼和Kwasi Kwarteng著作的不足，是过于偏重介绍、描述大英帝国殖民扩张和统治中的残暴和罪行，而没有能够解释为何在帝国冠冕堂皇的言辞之下会做出那么多卑鄙残忍的实际行为。其实这也是二战后萦绕许多英国人心头的疑问。正如一位知名的历史学家在英国BBC节目中提出的问题：“一个自认为自由的民族何以奴役了世界上如此广大的疆域……一个自由之国何以变成了一个奴役之国？”为什么“出自善意”的英国人却因“市场崇拜”，而牺牲了“共同人性”？
同时他们也没能解释英国的殖民统治在客观上、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一些亚洲和非洲地区向现代化的转型和发展，也就是尼尔･弗格森在《帝国》一书中喋喋不休的要证明的英国殖民统治将现代大工业和贸易体制、自由民主的政治文明和现代生活方式传播到了那些曾经的蛮荒之地。杰里米･帕克斯曼也在书中多次承认：令他困惑不解，同时也是在情理上说不通的问题是——为何自由反而成了殖民化的最终目标。
对前一个问题，在Pankaj Mishra看来，答案很简单，罪魁祸首就是被弗格森视为大英帝国留给人类的遗产之一的“自由贸易”。大英帝国殖民地的人民已经用累累白骨证明不受约束的自由贸易，必然导致人类灾难，数千万的印度人和爱尔兰人就是因为英国人的自由贸易制度而被活活饿死。
这个回答不无道理，但需要指出，现在被一些中国“公知”们碰上了天的“自由贸易”，其实在这个世界上一天也没有存在过（也许在欧洲的申根区具备了雏形，但那是发达国家俱乐部，不具备普遍性）。这个道理很简单，真正的自由贸易应当包括所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这不但应当包括货物商品的自由贸易、资本投资的自由与无差别歧视、科学技术的自由转让与交易，更重要的是，还应当包括劳动力以及劳动力的承载着——人的自由流动。在当前的WTO框架下，也许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货物、科技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但却从来没有实现过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除了从未实行了真正的自由贸易体制，在大英帝国的治下，也未能普遍实行商品自由流通的自由贸易体制。英国对印度的贸易壁垒就是明证。对输入英国的印度棉纺织品，英国征收高达37.5%-67.5%的高额关税（1824年税率），但对英国出口到印度的棉纺织品，则将关税定在2%-3.5%之间（1836年税率）。 除了高额关税壁垒，英国人掌控的印度殖民政府还征收内地过境税，对英国布匹的税率是5%，对印度布匹的税率则为20%。这种力图毁灭印度棉纺织业的政策收到了显著效果，1814年出口到英国本土的印度棉布有125万匹，到1835年减少到30.6万匹，到1844年锐减为6.3万匹。 在自由贸易的华丽招牌下，英国殖民者终于摧毁了印度的手纺织业，并进而从肉体上消灭了印度的手纺织工人，1834年英国派驻印度的总督本廷克勋爵在报告中写道：被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逼到绝境的印度棉布纺织工人的累累白骨，已经将印度平原染成白色。
甚至有些殖民者连华丽的招牌也不要，直接赤裸裸的宣示其种族主义和文明优越性。在征服印度后，英印殖民当局认为，对一个野蛮的不开化的国家，没有实行自由贸易原则的必要，又认为印度人没有资格“享受”责任政府，只能给予“仁慈的专制”。英国兼并旁遮普后出任高级专员的赫伯特･爱德华兹就直接宣称：“这里不存在法律，统治者必须凭自己的意愿进行统治，如果他的意愿是邪恶的，其人民将陷入悲惨境况，如果他的意愿是好的，强大的，人民就会幸福。所以在印度实行仁慈专制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当然，这个专制的统治者要由英国的白人殖民者来担任。
因此，对于提出的第一个疑问，我的回答是，由于殖民主义是建立在种族主义的理论基础和文明优越性的心理基础之上，英国殖民者们绝对不会将那些被他们征服和统治的印度人、非洲人、马来人、阿拉伯人、埃及人、中国人当做同他们一样的“人”来平等地对待，因此也就这些被殖民民族也就不配享受白人的“自由、民主与平等”，就如同必须用嚼环、皮鞭和马刺来驯服烈马一样，也必须用白人殖民者的专制、恐怖和欺骗来统治殖民地的人民。这也解释了英国学者A.J.克里斯托弗提出的“殖民主义悖论”：建立在自由贸易、自由放任以及最小政府干涉原则基础上的英国，对其殖民地却实行高度集中的管理与控制。
对于在前面提出的第二个问题：为何英国的殖民统治在客观上、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一些亚洲和非洲地区向现代化的转型和发展？
马克思早在1853年就给出了明确、清晰的回答。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和《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两篇文章里，马克思提出了殖民统治的“双重使命”学说——“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
但是马克思非常明确的指出，无论英国殖民者客观上为印度带来了多少现代化的因素，并不是出于英国人有意识的仁慈行为，而仅仅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如果英国的工业巨头们之所以愿意在印度修筑铁路，完全是为了要降低他们的工厂所需要的棉花和其他原料的价格；英国人向印度引入现代军事技术、训练印度土著军队，只不过是为了降低国防成本；他们在印度开办工业，招收印度工人，培养技术人才，也是为了利用廉价的劳动力，以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
马克思也丝毫不否认英国对印度所犯下的罪行，他指出：通过殖民征服和“在亚洲式专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欧洲式专制”，英国人给印度带来的灾难，与印度过去所遭受的一切灾难比较起来，在程度上要深重得多。
在英国殖民者“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印度”的推动下，印度启动了现代化进程，但是，在英国殖民统治下，印度人自己是无法享受到现代化成果的，马克思指出：“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民是不会收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 一切殖民地人民只有在获得了民族解放以后，才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才能完全享受现代化的果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