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汇涓

在英国现代主义文学研究领域中，弗吉尼亚·伍尔夫可谓无可撼动的常青树。从其初涉文坛起，她就获得了令人瞩目的地位。在前些年“经典化”问题被学界反复提及的时候，当女性主义学者开始从性别视角审视现代主义的时候，人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呼声：“请不要把弗吉尼亚· 伍尔夫当成唯一的现代主义女作家。”这种说法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伍尔夫在现代主义文学中不可取代的地位。但同时它也让人不禁思考：“她究竟是依靠什么力量取得了如此高的市场接受程度？”这无疑和伍尔夫文学创作的质量有着必然联系，但现代主义研究者也逐渐开始注意到，文本的产生、市场的形成和现代主义网络等角度也将对伍尔夫研究做出有益的补充。2010到2012年间，国内外的伍尔夫研究都呈现出这一新动向，在许多经典问题并未淡出人们视野的同时，伍尔夫研究的疆域也在不断拓展。

近三年，一批国内外学者开始集中探讨如下议题：弗吉尼亚和莱纳德·伍尔夫的文学关系、他们共同经营的贺加斯出版社对现代主义文学或者说20世纪上半叶文坛所产生的影响，以及身处现代主义思潮网络中的伍尔夫。代表这一动向的主要出版物有海伦·骚斯华兹（Helen Southworth）主编的《莱纳德和弗吉尼亚·伍尔夫：贺加斯出版社与现代主义网络》（Leonard and Virginia Woolf: The Hogarth Press and the Networks of Modernism, 2010）、让娜·杜比诺（Jeanne Dubino）主编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和文学市场》（Virginia Woolf and the Literary Marketplace, 2010）以及莫德·埃尔曼（Maud Ellmann）所撰写的《现代主义网络：亨利·詹姆斯、弗吉尼亚·伍尔夫、詹姆斯·乔伊斯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The Nets of Modernism: Henry James, Virginia Woolf, James Joyce, and Sigmund Freud, 2010）。在国内发表的论文中，李博婷的研究成果《另一个伍尔夫——兼谈〈珠与猪〉》（《外国文学》，2012年第3期）和《另一种现代——莱纳德·伍尔夫个案研究》（《当代外语研究》，2012年第6期）也体现出这一走向。

从本文的几个关键词“两个伍尔夫”、“出版社”和“网络”中，我们可以发现近期伍尔夫研究趋势变化的内涵。在以往的研究中，莱纳德·伍尔夫受到的关注不多，他通常是以弗吉尼亚的丈夫的形象出现，人们主要探讨他在照顾和扶持弗吉尼亚创作事业方面的功劳，却忽视了他自身作为一名编辑、出版者和文学创作者的角色。近期这些关于莱纳德·伍尔夫的研究，试图丰富20世纪上半叶“现代运动”（modern movement）的层次，扩大现代文学的版图。这也说明学界看待“现代运动”方式的转变——“现代的精英之意[逐渐]被消解。”

随着人们对莱纳德·伍尔夫的创作和编辑活动不断关注，他们的目光也自然会被伍尔夫夫妇所共同拥有的贺加斯出版社及其出版历史所吸引。在这几本关于出版社和文学市场的著述中，读者不难注意到伍尔夫夫妇在选稿、编辑、定稿和装帧等方面的高度自觉和自治。从这个角度来说，贺加斯出版社所出版的书籍不仅展现出原作者的思想，也间接地表达了伍尔夫自己的文学思想和立场。它们一方面可以被视作盈利的手段，另一方面也代表了伍尔夫思想和兴趣的一种延伸。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对伍尔夫出版活动的研究扩大了伍尔夫研究的对象文本范畴。

“网络”无疑应该成为现代主义研究的一个关键词。通过贺加斯出版社，伍尔夫夫妇与20世纪现代运动中的许多人物建立起了复杂的网络关系。在此前的现代主义研究中，由于布鲁姆斯伯里集团占据明显的高眉地位，因此集团成员之间所形成的网络是伍尔夫研究中“网络”问题的主要着力点。在《莱纳德和弗吉尼亚·伍尔夫：贺加斯出版社与现代主义网络》一书中，网络的结点不再是那些让人们耳熟能详的布鲁姆斯伯里集团成员，取而代之的是一批曾与伍尔夫合作过的出版对象，如儿童诗人琼安·艾德妮·伊斯戴尔（Joan Adeney Easdale）、南非作家威廉·普鲁玛（William Plomer）和美国平面设计师爱德华·麦克奈特·考弗（Edward McKnight Kauffer）等。可以说，在一番探幽索径之后，伍尔夫所处的现代主义星群显得越发庞大。这样的研究，不仅仅意味着对伍尔夫研究的修补和完善，也说明人们益发意识到，现代主义艺术家并非孤立、自足的个体，“网络”是现代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它应该在现代主义研究中得到充分的讨论。莫德·埃尔曼的著作《现代主义网络：亨利·詹姆斯、弗吉尼亚·伍尔夫、詹姆斯·乔伊斯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正是从精神网络的层面考察了现代主义的特点。

了解了如上几个关键词在伍尔夫研究新动向中的意义之后，本文将具体介绍一下这几本书和期刊文章的立论创新点。

前人对莱纳德·伍尔夫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研究作为政论家的莱纳德，这方面的主要成果包括彼得·威尔森（Peter Wilson）于2003年出版的著作《莱纳德·伍尔夫的国际理论：20世纪理想主义研究》（The International Theory of Leonard Woolf: A Study in Twentieth-Century Idealism）。其二是以莱纳德为辅，以弗吉尼亚为主，并将两人的婚姻视作一种对话关系的研究。这方面的代表作品是纳塔尼亚·罗森菲尔德（Natania Rosenfeld）的著作《两个圈外人：弗吉尼亚和莱纳德·伍尔夫》（Outsiders Together: Virginia and Leonard Woolf, 2000）。她探讨了莱纳德边缘化的族裔身份（犹太人）和弗吉尼亚边缘化的性别身份（女性）对两人创作的影响。以上两种研究方向确实是莱纳德·伍尔夫研究的当务之急，它们突出了他最为引人注目的身份特征。

而李博婷新近发表的两篇论文则侧重将莱纳德视为文学创作者和编辑。在《另一个伍尔夫——兼谈〈珠与猪〉》中，她认为莱纳德的创作虽然在技巧上不太新颖，却从视界上反映出别具一格的现代性。她结合其短篇小说文本《珠与猪》（“Pearls and Swine”, 1921）探讨了莱纳德在斯里兰卡做殖民地官员期间对帝国主义的观察和反思，以及这些反思如何体现在他的创作之中。李博婷的另一篇论文《另一种现代——莱纳德·伍尔夫个案研究》则突出了莱纳德作为刊物编辑的身份。他曾经担任过多份刊物的编辑，最著名有《国家与雅典娜》（The Nation and Athenaeum）。李博婷通过一系列分析，指出莱纳德“编辑组稿和自己的专栏都体现出一种虽然包括‘现代’，但并不与‘传统’割裂的更宽广、更日常、更亲切的阅读品味。”她的研究反映出国内学者开始关注莱纳德·伍尔夫在现代主义研究中应有的地位。

《莱纳德和弗吉尼亚·伍尔夫：贺加斯出版社与现代主义网络》探讨的是作为出版家、编辑和作家的莱纳德与弗吉尼亚·伍尔夫夫妇。作为一本专著，它的研究范围显然更加宽广。由杜比诺主编的这本书并不是第一本探讨贺加斯出版社的书。约翰·H·威利斯（John H. Willis）于1992年出版的专著《作为出版家的莱纳德和弗吉尼亚·伍尔夫：贺加斯出版社，1917-1941年》（Leonard and Virginia Woolf as Publishers: The Hogarth Press, 1917-1941）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了解伍尔夫夫妇及贺加斯出版社的主要参考书。它比较综合、全面地探讨了伍尔夫夫妇从1917到1941年间在贺加斯出版社所从事的活动，但却忽略了贺加斯出版社可能网罗的“一批各种各样的作家、艺术家和工作人员，以及他们所创造出来的作品。”杜比诺强调，自己主编的这本书，以“网络”为新的切入点，重新检视贺加斯出版社在20世纪初所体现出的艺术合作关系。

通过研究贺加斯出版社所网罗的艺术家及其创作，人们可以从一些侧面了解到伍尔夫的哲学思想和艺术眼光。《莱纳德和弗吉尼亚·伍尔夫：贺加斯出版社与现代主义网络》和《弗吉尼亚·伍尔夫和文学市场》这两本书都探讨了伍尔夫夫妇的出版原则和趣味。比如，他们基本不出版经典作品，而是亲自去发掘原创作品；他们从俄语、德语和意大利语世界寻找有趣的文本，在英国出版其译本，我们从他们的文本的选择中可以读出其政治取向；他们还出版国际精神分析图书馆（International Psycho-analytical library）的论文集，为弗洛伊德在英国的接受做出了贡献。这些举动与伍尔夫夫妇不断探索的创作精神是一脉相承的，他们的出版活动可以视作对其文本精神的一种实践。

这两本著作还触及现代主义文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话题，即现代主义者的营销手段。贺加斯出版社有理由成为这类研究的典型对象。20世纪初，一批小型出版社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最知名的有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的凯尔莫斯克特出版社（Kelmscott Press）和罗杰·弗莱（Roger Fry）的欧米茄工作坊（Omega Workshops）等，伍尔夫夫妇正是受到了前者的影响和启发才买下了贺加斯出版社。然而，这批小型出版社往往在几年内就面临倒闭，相形之下，贺加斯出版社的长寿及其出版质量之高，证实了伍尔夫夫妇对市场的准确把握。他们并非以“玩票”的心态对待私人出版，而是将之视作艺术理念的实践场和艺术自由的经营地。也就是说，要想按照自己的设想经营好贺加斯出版社，他们一方面需要拥有独特的眼光和理念，在一定范围内实现“洛阳纸贵”的效果；另一方面又需要坚守原则，不牺牲自己的艺术价值观。

关于伍尔夫夫妇对市场的准确把握，《弗吉尼亚·伍尔夫和文学市场》一书综合地呈现了伍尔夫的营销行为。安德烈亚斯·胡伊森（Andreas Huyssen）的著名作品《大分野之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后现代主义》（After the Great Divide: Modernism, Mass Culture, Postmodernism, 1986）曾指出，19世纪末，大分野逐渐形成，现代主义的创作更加加剧和固化了这种分野。杜比诺则在《弗吉尼亚·伍尔夫和文学市场》的“绪论”中表示，这种判断尽管影响力很大，但自有其武断的一面，它们“将文本视作已完成的物品，将之与文本生产的语境割裂开来。”它们认为现代主义创作是“高眉”的代表，是不屑与“低眉”所代表的市场产生瓜葛，它通常以一种阳春白雪的姿态存在着，这与当时的现实状况有着很大的出入。综观杜比诺这本书中的研究，读者可以发现，诚如现代主义研究专家劳伦斯·莱内（Lawrence Rainey）几年前所判断的那样，现代主义者自有实现其商品化的策略。他们以“稀有”和“原创”为标签来抬高身价。伍尔夫夫妇正是运用这种策略，假以贺加斯出版社为实践场，宣传和包装自己的文艺理念，他们与市场的关系极其亲密，但从表面上来说，又能营造出疏离感，从而实现对市场反应的自主控制。

伍尔夫夫妇营销手段中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高度的自治。这反映在他们遴选文稿、设计出版等具体步骤中，也反映在他们对待贺加斯出版社的整体态度上。《莱纳德和弗吉尼亚·伍尔夫：贺加斯出版社与现代主义网络》一书中曾举出了这样一个例子，当贺加斯的经营逐步走上正轨之后，曾有不少出版商或投资者向他们抛出橄榄枝，试图收购或与贺加斯出版社展开全面合作。尽管经营出版社让莱纳德和弗吉尼亚都感到相当忙碌，他们还是拒绝了这样的合作。因为这种合作所带来的限制将最终蚕食他们的出版自治，贺加斯可能会不得不面临巨大的商业压力，从而导致它向商业化出版社靠拢，最近“仅剩一点贺加斯原有的光芒残存下来。” 这是伍尔夫夫妇和贺加斯出版社研究中的一个零星例子，但它在这类研究中具有典型意义。

总的来说，伍尔夫研究是现代主义研究中的重镇，几十年来它积累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近期出现的新动向是对前人研究的一种有益补充。尽管它并没有在范式上产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它逐渐拓展了伍尔夫研究的范围，向“文本生命周期”（the life cycle of texts）和网络研究延伸，形成了一种踏实、稳健的风格。同时，伍尔夫研究在这方面的不断拓展，也为学者研究现代主义时期的小出版社现象、刊物网络和文人集团现象提供了一定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