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新冠病毒；英国；脱欧
根据英国政府近日的统计，封锁措施一定程度上减缓了新冠病毒在英国的传播。但不断刷新的死亡人数，表明新冠病毒疫情仍在英国持续升级，英国疫情的严重程度亦远被低估。此时预测新冠疫情后的英国，是否为时尚早？笔者认为，新冠病毒疫情对英国带来的变化不可预估，但从疫情爆发至今英国政府采取的措施，以及英国各方面发生改变，可以对英国的未来进行合理推测。笔者将从英国政治、经济、社会、外交四个方面作简要梳理分析。
英国政治：“80席多数”不可为所欲为
“新冠病毒疫情”向英国袭来前，带领保守党在在选举中大获全胜，赢得80席议会多数的鲍里斯·约翰逊在幕僚多米尼克·卡明斯的辅佐下权倾一时。在保守党一面，“女王演讲”和“脱欧法案”均在议会无争议通过；与首相意见不合的财政大臣贾维德在内阁重组中被直接解职，接任者萨纳克接受与唐宁街10号共享幕僚团队的条件。而反观在野党，带领工党遭遇历史性失败的杰里米·科尔宾已成“跛脚鸭”，在“首相质询”时间被鲍里斯·约翰逊反复呛声，毫无反对党“不在位政府”应有的气度。然而，“新冠病毒疫情”改变了这一平衡。
首先，英国政府抗疫不力，引发了英国各方面的不满。近日，英国死亡人数节节攀升，但同期检测阳性的人数却远低于欧洲国家。英国新冠病毒检测能力也一直无法快速提升，甚至连医务人员也未能得到大规模的检测。每当被问到为何检测能力无法增加时，从首相鲍里斯到卫生大臣汉考克，从商业大臣沙尔玛到内阁办公厅大臣戈夫都三缄其口，无法给公众满意的答复。“检测、检测、检测”是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给各国推荐的抗疫对策，但英国却在最关键的环节拖后腿。如果因检测不足而无法控制死亡人数，英国保守党政府的公信力在执政初期就会受到严重损害。虽然其执政期仍然四年有余，但因新冠疫情而“一招不甚，满盘皆输”并非不可能。
其次，保守党内部小团体对鲍里斯·约翰逊的压力也在增加。以戴维·戴维斯为首的保守党右派小团体，英国“新冠法案”时长和华为问题上反复向政府施压。他们认为，“新冠法案”严重干预自由，必须定期检视，确保及时撤销。而在华为问题上，疫情对网络需求的增加，使其对中国供应商的态度更加不友好。此团体在未来将会以“游击战”的形式，向鲍里斯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其在某些问题上让步。保守党内部“暗流涌动”，使鲍里斯的“多数”并不稳定。
此外，作为反对党的工党终于宣布新一任党魁。4月4日，工党官网在线宣布，原影子脱欧事务大臣凯尔·斯塔莫当选新一任工党党魁，原影子教育大臣安吉拉·蕾娜当选工党副党魁。斯塔莫和蕾娜均以压倒性优势当选，使科尔宾时期分裂的工党获得了重新团结的可能性。斯塔莫如何安排新一任影子内阁仍是未知数，但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定会在议会面对比科尔宾更强劲的对手。毕竟，斯塔莫曾任前英国检事总长，职业生涯也是十分成功律师，拥有流利的口才和对细节的掌控力。当选后的斯塔莫表示，工党将与政府通力合作，共同帮助英国度过疫情的难关。但工党会尽力问责政府，使其采取更有效的抗疫措施。政府也表示，将会邀请各在野党的负责人参与政府的抗疫对策会，共同商讨英国的抗议对策。
总之，来势汹汹的“新冠病毒疫情”打破了英国政治的平衡。政府能否有效抗疫成为其执政能力的大考，保守党内部暗流涌动、反对党党首易主都使鲍里斯·约翰逊的“多数政府”不再能够为所欲为。
经济：“战时社会主义”催生经济变革
在新任财政大臣宣读财政支出计划时，“新冠病毒疫情”在英国尚未恶化。彼时，“给予NHS所需的一切帮助抗疫”和“划拨12亿英镑帮助商业”的举措让各界感到惊讶。但此后，英国政府更前所未有地推出了降税、“政府承担80%雇员工资”、“政府承担自由职业者80%利润”等措施为经济纾困。同时，近期亦有超过百万的英国人申请“统一福利救济金”。根据路透社的统计，英国政府已向社会承诺至少600亿英镑的经费，通过财政支出和税收的方式缓解疫情带来的经济影响。
除了向经济注入资金，英国也采取了为期六个月的“铁路部分国有化”措施。英国交通部、各地区负责交通事务的官员与英国各铁路客运公司一致同意“紧急措施协定”。在六个月内，英国各铁路公司的特许经营权将暂停，英国政府将直接取得铁路运营的收入、为铁路职工发放工资、承担铁路运营的盈亏；但车辆的具体营运仍将由各铁路公司完成，具体运营产生的费用将由政府直接向支付给铁路公司。虽然铁路货运不在“国有化”的范围内，但除去必要客运班车外，其他客运车次大幅减少，为铁路货运空出更多运量，以便运送更多的物资。
将铁路“国有化”的措施，英国仅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采取过。上世纪70年代英国铁路私有化后，虽然短期内缓解了“英铁”运营不利的情况，但此后英国无论在铁路基础设施投资还是在铁路运营状况上都每况愈下，成为欧洲铁路运营效率最低的国家。科尔宾成为工党党首后，极力鼓吹铁路国有化，但因工党无力掌权而不了了之。近年来，英国政府亦直接运营过无人接手的铁路线。此番短期“国有化”，如果能够取得较好的效果，英国铁路的运营方式或许会迎来新的变革。
与此同时，公交公司、航空公司等也纷纷向政府寻求帮助。交通大臣在议会关闭前表示，不排除为公交公司和航空公司推出更多的纾困措施。可以预见，英国政府将不可避免地大幅介入到关键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和运作中去。
新冠疫情何时在英国结束还是未知数，英国政府直接面对民众的纾困措施或将持续更长的时间。与一声令下便能解除的封锁措施不同，即便疫情结束，经济援助、交通设施国营的相关措施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消失。讽刺的是，“新冠病毒疫情”迫使占据议会多数的保守党采取了诸多“工党”味道的经济措施。这些“战时社会主义”的经济措施能产生怎样的效果仍有待观察，但这不失为英国对“后紧缩时代”经济政策的探索。或许，“新冠病毒疫情”能够证明科尔宾所言：“我们输掉了大选，但我们赢得了争论。”
社会：团结与分离并存
新冠疫情之下，英国社会体现出明显的团结与分离并存的趋势，而这一趋势也将在英国疫情结束后延续。近年来，围绕“脱欧”的争论既映照出一个“撕裂”的英国，也进一步加剧了英国的间隙。然而，英国历史一再证明，英国民众在面对“共同的敌人”时能够做到“同仇敌忾”，无论这个敌人是法国、纳粹德国或是今日的“新冠病毒”。英国的自治文化在疫情之下得到充分体现：民众自发成为志愿者，为社会弱势群体采购商品并配送到家；英超俱乐部为无法上学的儿童捐献并分发免费午餐；英国政府为NHS招募25万名志愿者，在一夜之间得到50万人响应。英国民众自发为医护工作者鼓掌，在王储查尔斯和首相约翰逊感染新冠病毒之时为其送上祝福也体现出英国民众的团结之情。国家紧急情况之时，仍然需要年迈的女王出面安抚全民情绪，亦是英国独特文化的体现。
然而，疫情同样可能带来“分离”的呼声。英国复杂的分权体制，难以形成一致的“英国”抗疫措施。例如，卫生健康在英国属于下放权力，具体由各部分地区负责，因此英国实则拥有四个“卫生健康体系”。各地卫生系统抗疫的举措也各有不同，如威尔士地区对医护人员新冠病毒检测的力度就超过了英格兰地区。再如，此前苏格兰在禁止大规模集会和关闭学校方面，都比负责英国政府更快发布措施。在苏格兰疫情例行发布会上，虽然没有直接批评，但能够感受到行政长官尼古拉·司特琴对英国政府抗疫不力的不满情绪。
大疫当前，英国各方都在极力避免将疫情“政治化”。然而，英国特殊体制在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难以快速形成各方统一一致的对策。因此在疫情过后，可以预见各地区政府，尤其是苏格兰政府会进一步向英国政府要求分权，并继续宣传独立。而英格兰地区缺乏自制，在“脱欧”的争辩中已有所体现。甚至有英格兰地区民众不在意“苏格兰独立”和“英国的分裂”。英格兰地区各地也会向“英国政府”寻求权力下放，如增加地方政府的权力，增加市长的数量和权力等。
可以预见，疫情过后，英国的地方社区凝聚力将大大增强，这有助于恢复“脱欧”带来的社会分裂。正如鲍里斯·约翰逊在“脱欧”后所言：“让伤口开始愈合。”但英国各地区也不免反思英国的“抗疫经验”，并将其归咎于英国特有的政制，并以此为理由呼吁权力下放或地区分离。
外交：“脱欧”事不宜迟，“全球英国”打折扣
新冠疫情来势汹汹，作为英国外交头等大事的英欧贸易谈判亦受到影响。原定于3月8日在伦敦举行的第二轮谈判因欧洲疫情快速扩散而取消。此后，欧盟首席谈判代表米歇尔·巴尼耶新冠病毒检测阳性，英方谈判代表戴维·弗罗斯特亦在自我隔离。各方不禁生疑，“脱欧”过渡阶段是否会因新冠病毒疫情而延长？
就笔者对英国方面的跟踪看，延长过渡阶段的意愿较低。此前关于“脱欧”的种种争论，都具有“政治化”的特点：同一事件可同时被“脱欧派”和“留欧派”作为论据。执政的保守党似乎仍未走出“脱欧”的兴奋期，将欧盟应对“新冠病毒疫情”不利作为“脱欧”事不宜迟的理由。在接受《每日电讯报》采访时，前环境大臣特蕾莎·维丽思和前威尔士大臣戴维·琼斯均认为，新冠疫情袭来之时，欧盟未能及时援助意大利，欧盟各国也并未一致抗疫，这恰说明英国选择“脱欧”的正确性。他们也认为，欧盟方面希望延长“过渡阶段”，因为如此一来，英国将会继续缴纳欧盟“会费”。此番表态证明，“新冠病毒疫情”不仅不影响英国“脱欧”计划，反而进一步强化了英国尽早了事的意愿。此外，“无贸易协定脱欧”对英欧经济带来的打击，在“疫情经济危机”面前则相形见绌。结合内阁办公厅迈克尔·戈夫的表态，虽然未来双方将以视频会议等形式恢复谈判，但英国方面态度不变。因此，笔者认为，英国“无贸易协定脱欧”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加。“新冠病毒疫情”或助推英国与欧盟进行更彻底的剥离。英欧双方的谈判重点，将转为如何减少“无贸易协定脱欧”的不便与损失。即便能达成协议，也仅可能为框架性的协议，将具体行业的谈判留在未来进行。
“新冠病毒疫情”背景下，全球忙于抗疫，不可避免地影响“全球英国”的宏愿的实现。原定于今年11月在格拉斯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被迫推迟，英国缺少了在“后脱欧时代”展现风采的机会。而当约翰逊向美国求助时，美国对英国爱莫能助的态度，反映出当下的英美“特殊关系”不过是“塑料兄弟情”。
实现“全球英国”，中国的角色不可少。中国抗疫的紧急时刻，首相鲍里斯·约翰逊致电习主席，表达对中国的支持。而英国疫情上升之时，中方也致电英方，表达对英国的支持，鼓励双方共同合作抗疫。然而，近日内阁办公厅大臣迈克尔·戈夫将英国抗疫不力的矛头对准中国，声称中国在疫情之初散播不实信息，致使英国准备不足。但仅时隔一日，戈夫却又感谢中国向支援英国呼吸机。疫情当前，英国官方对中国态度前后不一，对延续良好的中英关系毫无裨益。如此态度显然与英国官方“疫情非政治化”的口号不符，将对在英华人华侨群体造成不利影响。
笔者认为，中英关系显然在“新冠病毒疫情”中受到挑战。英国官方应及时意识到，“污名化”中国的方法，无法掩盖其自身抗疫不力的事实。唯有与中国开展合作，才能共同抗疫，尽早度过“新冠病毒疫情”危机，为中英关系的发展和“全球英国”愿景的实现打好基础。
综上所述，通过梳理英国新冠疫情以来的表现，笔者发现英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外交等四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变化趋势。在这些充满矛盾趋势之间，或将诞生一个国情光怪陆离的英国：拥有“议会多数”却执政不力的英国政府、推崇自由主义的首相执行着“工党”味道的政策、团结但要求权力下放的民众以及放眼全球而不得的英国。
（作者简介：王弘源，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