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3月上旬新冠病毒疫情在英国大规模流行至今，已接近三个月。期间，英国疫情逐渐加剧，到目前为止总计确诊274,762例，死亡38,489例，在欧美国家中严重程度仅次于美国。英国抗疫不力背后有着复杂的原因，本文聚焦于英国政府抗疫的“沟通策略”，从沟通时效、信息清晰度、言行统一三个方面，探讨其如何促成了英国抗疫整体的失败。
第一，英国政府的“沟通策略”缺乏时效性。从获悉新冠病毒登陆英伦三岛，到意识到新冠病毒已在国境中快速传播，英国政府一直反应迟缓。在“沟通策略”上的表现，便是未能及时向民众传递有效的防疫信息。起初，英国政府仅建议民众“哼着国歌洗手”；接着，英国政府开始建议民众减少外出，有症状者需自我隔离；直到三月底疫情开始不受控制地传播时，英国政府才急忙宣布封城措施。
从3月13日起，英国开始进行每日新冠疫情通报会。然而，英国政府疫情发布会的时间被安排在每日下午四点。这一时间安排合理程度值得怀疑，一方面，到下午四点时，一天已过大半；另一方面，苏格兰、威尔士地方政府的疫情通报会都安排在中午十二点，导致英格兰民众比英国其他地区更晚得知疫情的最新状况和相关政策。无论是关闭学校、开启“封城”令，乃至近期放松“封锁”，英国各地区政府都比西敏寺政府更早宣布。缺乏时效性的“沟通策略”，不仅造成英国政府“反应迟缓”的形象，有损其在民众中的公信力，也在无形中，增加一些本应避免的病毒传播。
第二，英国政府的“沟通策略”缺乏信息的清晰度。信息清晰度的缺乏，一方面体现在政府未能及时、准确、详实地公布疫情数据。两个突出的例子是养老院疫情数据，以及医护人员患病或死亡的数据。起初，英国只公布在医院死亡的病例，民众无从知晓疫情在养老院的状况。直到四月底，英国政府才后知后觉地补登养老院死亡病例数，养老院数据的统计周期至今未能与医院保持一致。同时，英国一直未公布国家医疗系统(NHS)医护人员罹患新冠病毒及死亡的准确数据。推测其背后的原因，或是英国政府决策层未能统计上述数据，或是对公布相关数据有所担忧，抑或两者兼而有之。在4月10日疫情发布会的问答环节，有记者曾提问：“有多少前线医护人员殉职？”卫生大臣汉考克回应：“我觉得这是向你提出的问题，露丝。”英格兰首席护士露丝·梅只能尴尬回答：“每例新冠病毒死亡都是一个悲剧，令人心碎。我们当然有数据，但当下场合列出或透露数字并不合时宜。”在每日疫情通报会上，类似表现比比皆是，可证实上述两个原因同时成立。
另一方面，“口号式宣传”与“陈词滥调”进一步阻碍了向民众传递清晰的抗疫信息。“三字口号”是当前英国政府幕僚团队的“常规操作”，从“脱欧公投”时的“夺回控制(Take Back Control)”，到去年大选时的“搞定脱欧(Get Brexit Done)”，屡试不爽。然而，“口号式宣传”在疫情袭来时却失去了原本的魔力。疫情初期“勤洗手(Wash your hands)”的口号未能引起民众的注意；疫情高峰期“居家、保护国家医疗系统、挽救生命(Stay at home, Protect the NHS, Save Lives)”的口号，造成民众的恐慌；虽然近来疫情有所缓和，“保持警惕(Stay alert)”的口号却造成民众的困惑。“陈词滥调”使人心麻木。前文提到英格兰首席护士露丝·梅的回答便是典型——企图以此搪塞难以回答的问题。然而，疫情期间，英国政府并非一直使用“陈词滥调”。3月12日，鲍里斯·约翰逊的一番话曾引起广泛争议：“我必须告知英国民众，更多英国家庭将会因新冠病毒而失去亲人(I must level with you, level with the British public — more families, many more families are going to lose loved ones before their time)。”此后，政府便开始采取愈发谨慎的言语策略，陈词滥调取代了警告的信息，“我们的心与他们的亲朋在一起(Our thoughts and prayers are with their loved ones and friends)”成为政府官员最常讲出的句子。“口号式宣传”与“陈词滥调”使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进一步降低。
第三，英国政府的“沟通策略”未能做到“言行一致”。政府及相关人员公然带头违反“封锁令”，引发英国民众的强烈不满。前有政府“紧急事件科学顾问小组(SAGE)”成员尼尔·弗格森公然与情人约会，后有顾问多米尼克·卡明斯违反封锁令，驾车前往杜伦照顾儿子。作为独立科学顾问的尼尔·弗格森在事后直接辞职，并未造成民众的激烈反应。但近期多米尼克·卡明斯的行为却引发全英民众的激烈反应，几乎霸占了全部英国公共媒体资源。更让民众愤慨的是，鲍里斯·约翰逊不仅亲自为其辩护，希望英国民众“翻篇”，还允许卡明斯在首相府“玫瑰花园”召开新闻发布会，亲自解释其行为。“精英与庶民不同罪”——英国民众的愤慨不难理解。卡明斯的行为，甚至可能导致部分民众主动抗拒“封锁令”，造成第二波新冠病毒疫情爆发。无论英国政府力保卡明斯的背后有何动机，都已为此付出极大代价——新任英国政府在民众中的信任已不复存在，大选后的“蜜月期”已经结束。
“沟通策略”是抗疫措施的“中间”部分。“沟通策略”的失败，并非在其本身，更多源于政府抗疫各项决策的不力，反映出新一届英国政府执政能力的匮乏。但失效的“沟通策略”，却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包括政府抗议举措推进不力，以及民众对政府信任的丧失。英国政府能否从“灾难性”的“沟通策略”中恢复，还需时间来观察。
（作者简介：王弘源，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